曾巩的漫漫“高考”路

今天是2024年高考首日,全国1300多万考生走上考场为梦想拼搏。在一千年多前的北宋,大文豪曾巩也曾为他的“高考”费尽思量,并由此留下了一段颇为传奇的应试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1057),江西南丰人曾巩登进士第。这一年,他已近不惑之年。

这一年,与他一同榜上有名的是一串后来星光熠熠的名字,如苏轼、苏辙、王韶、程颢、张载、吕大钧等。

苏轼自不必说,是千古难遇的奇才,其弟苏辙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王韶曾献《平戎策》,是北宋不可多得的良将。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至高理想。

盘点这一届进士榜单,纵观千年科举史,几无有可比拟者。而曾巩等待这一刻,已经三十余年。

曾巩画像。

一 

1057年进京赶考的曾巩,再次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奋力一搏。而此前,命运似乎从未垂青过他。

《宋史》记载:“(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

曾巩年少成名,却迟迟未能金榜题名。与之相比,同样是年少成名的江西老乡,晏殊14岁赐同进士出身,欧阳修23岁进士及第,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

离家前,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妹婿王无咎、王安国一行六人向继母朱氏拜别。老夫人感叹:“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

此前,曾家兄弟每每落第,故而乡间有诗调侃:“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乡人只觉曾家兄弟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流年似水、花开花落,曾巩却依然是布衣。

景佑三年(1036),18岁的曾巩第一次进京赶考,憾未能中。首次出山,遭此重击,好在年岁不大,来日方长。这次的经历有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为江西老乡的王安石,两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彼此相知相惜,从此结为一生挚友。

庆历元年(1041),曾巩和兄长曾晔再次赴京参加科考,不幸再次落败。这一次并非毫无所获,曾巩将《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等文章呈予欧阳修。

欧阳修感慨曾巩的才华,在其落第后又写出《送曾巩秀才序》勉励他。欧阳修抱怨考试的不公,为曾巩大鸣不平——拥有超世之才,却还要遵从所谓“不合理”的标准。

曾巩没有轻鄙同期的考生,也没有将自身的不中归罪于主考官,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精进学业,这让欧阳修对他大加赞赏。

庆历六年(1046),曾巩第三次赴考,再次名落孙山。老师欧阳修写信宽慰他道:“虽久不相见,而屡辱书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岁科场,偶滞遐举,蓄德养志,愈期远到,此鄙劣之望也。”只要愿意坚持,希望总会有的,好在曾巩不曾放弃。

嘉祐二年(1057)是南丰曾氏的高光之年,这一年曾巩兄弟六人皆中进士,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科举界的一则佳话。想来继母朱氏临别发愿一人得中即可,如今六子全中,内心一定欢喜至极。

同样欣喜的还有欧阳修,他见证了这个小伙子一路走来的成长。一转眼已是二十年,爱徒总算得偿所愿,而师徒二人的故事还将继续在北宋文坛延续。

抚州名人雕塑园内的曾巩塑像。

从曾巩的求学之路可以看出,千余年前的那场考试未必比现在更容易。

科举自隋代产生至清晚期终结,期间选拔出无数优秀人才。科举制度本身也一直在演变,宋朝的科举制度不像隋唐的随性,也不像明清那样呆板,历来为学者所称道。

彼时的孩童六七岁入学,不少才子在十余岁崭露头角,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如曾巩12岁就曾作《六论》,苏轼11岁写出《黠鼠赋》,黄庭坚7岁作出“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之句,他们都是科举史上的俊杰。

宋代科考分为三个环节:州一级举行的“发解试”(解试),中央礼部的“礼部试”(省试),以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唐宋时,应贡举合格者,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故称之为“发解”。这场考试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之为“秋闱”。

秋闱是初级考试,但也是关乎命运的一场考试。如南宋大才子姜夔自二十岁始,十年间在家乡饶州(今鄱阳县)参加解试,后连续4次失利,最终只能以布衣终老。由此看来,通过秋闱而多次参与省试的曾巩已属幸运。

“发解试”合格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即“礼部试”(省试),因时间选在万物萌发的春天,因此又称之为春闱。礼部考试考诗赋、策问、论、经义这四门。春闱是三场考试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成为进士。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所有登科者的心态。只是那些落榜者,尤其是屡考不中者,他们多数成了科举历史上的“无声者”,自是无法体会这般心情。

曾巩多次进京,多次受挫。他的生活也多有波折,所以他在《学舍记》中坦诚: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许,在田埂劳作时、在拜师访友时,莫名的感伤一次次涌上心头。

殿试在宋朝才正式成为制度,旨在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开始,通过秋闱者,殿试全部录取,晋升为“天子门生”,其作用在于重排名次。所以当曾巩春闱得胜时,便已实现了“鲤鱼跃龙门”。

那一场殿试,苏轼、王韶、张载、曾布、程颢等得乙科四甲,苏辙、曾巩得丙科五甲。对苏家兄弟而言,成绩自不甚理想;但对曾家兄弟而言,总算是苦尽甘来。

曾巩传世书法《局事帖》。

曾巩求取功名之路并不顺畅,尤其是与同时代的天才们相比。最终得偿所愿,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嘉祐年间所撰《余干县学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可见,从宋朝开始,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地区,文化之盛,已有了超越北方的势头。

宋太宗时,曾巩祖父曾致尧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彼时江南大旱,曾致尧谏言曰:“国库充盈却比不上一场秋雨给黎民带来的富足。”由此,曾家获“秋雨名家”之称。其“家世为儒,故不业他”,仅曾巩的父辈就有四人登科。

生活在这样的家族,无怪乎曾家兄弟能创造“一门六进士”的佳话。

曾巩的成功也离不开老师欧阳修,他是曾巩一生的贵人。

自两人初相识,欧阳老师就对曾巩厚爱有加,试问谁不喜欢一个有天赋又谦虚上进的学生呢。

欧阳修如是评价曾巩,“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又曾语“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可见对曾巩的喜爱。

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褒奖,让曾巩在文坛声誉日隆。

被文坛领袖收为弟子,曾巩的科举之路迎来了转折点。嘉祐二年(1057),曾巩参加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老师欧阳修。一腔热血的才子遇上慧眼识珠的恩师,果然,这一次曾巩不出意外顺利登科。

当然,无论家庭环境多么优越,老师多么知名,最关键的仍然是自身的努力。在家乡发奋读书期间,曾巩曾作《墨池记》,其文有言: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此篇又何尝不是曾巩的自勉之语,王羲之的书法并非天成,而是靠精神与毅力努力而得。曾巩也同样如此,即便被称为少年天才、文坛大咖,他在学习上不曾少下一点功夫。

曾巩自幼家贫父老,弟妹众多,他一边耕种,一边读书,一边教导四弟九妹,期间甚至错过几次科考。曾巩不但扛下了家庭重担,还叩开了求学之门。

二十来年的漫漫科举路,几多失意,几多哀愁,都不曾令他放弃。也正是这份坚持,让曾巩守住了三十余年的清苦,最终迎来了人生辉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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