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留不住的岁月，都有一个忘不掉的故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却是最美的时光，成了回忆......

——题记

插队四十年追记

前不久,当年插队的好友转来新干县档案局征集纪念知青下乡插队四十周年文稿的启事,并鼓励我投稿。如同打开水库的闸门,四十年前插队的往事不禁如潮水般涌出,一段段铭心刻骨的经历浮现眼前……

人间真情

1969年3月插队时我还不满17。早年参加革命的父母，一个在劳改农场,一个又被单位隔离、监督。从小就以革命家庭自豪的我,一下子成了“黑五类”子女。我就背负着这样的沉重包袱踏上了插队之路。在南下的列车上,不少同学意气奋发我却默默无语。怕连累,母亲不敢到车站送我,只能在家里牵着妹妹的手和我含泪道别。巨大的命运变迁,使我承受着生活和精神双重考验。

火车站送别

红土地、南瓜汤,煤油灯,我和插队的同学们在逐渐适应着从城市到农村的生活。然而,那个年代政治上的压力,却使我不堪重压,不知怎样面对今后的人生。

当时我们这批68届的初中生和68届的高中生是一起下乡的。他们比我们大3岁,20左右,学识上、生活上显然比初中生要成熟一些。在校参加文革时我结识了她们中有一些人。对于她们,我总有一种敬畏的心态,不敢靠近,除了学识上的差距,还有异性之间的害羞。然而,她们却热情真诚,并不嫌弃我,特别是当年高一(4)班的虞申(她是烈士遗孤,父亲是地下党,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她后来成为上海市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生),在赶集的路上主动邀请我到她们队里过清明节。以后居然成了贯例,每到节日:五一、端五、中秋、国庆,已记不清是她们的邀请,还是我主动赶过去,反正都是在她们那里过的。每到临近这些农历、阳历的节日,我就有一种迫不及待感。她们中的一些能歌善舞,吹拉弹唱,引得老乡们纷至踏来,一片热闹,她们还下得橱房,菜肴因鲜美可口,至今令我回味。

知青们节日表演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不好意思说。细心的她们从我的脸色看出了端睨,于是端水送药。我躺在床上,一位学姐用炭炉给我下了一碗上海带来的卷筒面,热气腾腾的面条浇上了扑鼻的香油和荷包蛋。她安慰我,还轻轻唱起了歌剧《刘胡兰》里的“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窗外下着晰晰沥沥的小雨,她那稚嫩的脸庞影映着炭炉的火光青春洋溢,歌声委婉。

多年以后,回想这一幕,我不禁感叹:这不就是人世间最可宝贵、最美丽动人的华采乐章!在我面临人生最大磨难之时,是她们,用我们插队的语言,是她们这些“插姐”,用她们的善良、热情、真挚和坦荡无私,温暖浇灌了我几近枯萎的心田,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四十年后我有幸和插兄插姐们再聚首,谈起这些我仍唏嘘不已。

我的大学—乡村

我在新干县农村待了整整六年。种过水稻,还在大队的山岭上砍荒植树。艰苦的劳动,南国的烈日,我的意志品质和大家一样经受了脱胎换骨般的磨炼。插队六年,我们用自已的劳动自给自足。我们那个大队的“插兄插妹”们,不管家里条件好、条件差的,基本靠自已,有的还略有结余补贴上海家里。当然体魄也相应得到锤炼,回城后体检,医生赞叹我的内脏强健,脉搏有力,不愧为今后的拼搏积攒了“资本”。记得有一年“双抢”,生产队根据当时进度不快的形势,突破工分一天十分的限制,决定按收割稻谷的数量记分。那天我和里的老乡下田割禾,从天蒙蒙亮,到烈日升空,到夕阳西下,再到繁星点点,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只是在正午最热的时辰,睡了一会儿。下午那会儿,我们喝干了带来的水壶,等不及同伴回家取水,干渴难捱的我跑到另一块水田,弯下腰双手插在田里嘴就着混着泥浆的水面“咕咚咕咚”喝了个够!收工后,我挑后一担稻谷,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地回家,咬着牙坚持到仓库过完秤,全身已没有一点气力,呈虚脱状……

那一天我们那张禾铺割稻的几个人,每人得了20多工分,创下了我插队攒工分的最高记录。

知青们务农

插队的经历使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每每遭遇困境,总能自强不息。

记得插队后几年,听到大学又要招生的消息,“我要读书”的期盼如熊熊烈火在心中腾起。尽管当时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政策,我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望的,但“大学梦”已如同种子深深埋入心中。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大学恢复高考招生。虽然68届初中生的我实际只读了一年初中,但可以说凭着插队时磨炼的意志,我边工作边学习,起早贪黑,苦读数月,终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良好成绩,考入上海财经大学。这一年,我父母相继恢复了工作和级别。又一次命运的巨大转折,然而这次却是十年前的否极泰来!

工农兵学生进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又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每次都能坦然面对,没有消沉,珍惜友情,善待他人,最后总能“柳暗花明”。现在我是市政府机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虽只有3年多就要退休,但自感身心年轻情绪抱满新干县农村六年的插队生活,使我领略了人生的艰辛和真情,培育了奋斗的意志和体能。记得一位伟人说过:苦难是人生的大学,插队六年不就是我的大学吗?

素材来源：《红土情缘》邱宣阳

编辑：皮新瑶